千辛万苦返城记——最后的兵团路
我的返城纪事—最后的兵团路
作者：祖杰锋我是一千七百多万知青中的一员，我除了为开发建设北大荒奉献出了青春年华以外，我还为北大荒留下了一群活的生灵。我真正能带回北京的，也就是那些永远挥之不去的对那块黑土地的眷恋之情。虽然我回到北京已经四十三年了，可我无数次的梦见过那块曾经洒下过我们辛勤汗水的菜园子、那小山似的木头堆、那一大群鸡鸭和那条虔诚的狗……
恐 慌
七八年十一月份到七九年三月份这段时间，那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那段时间知青队伍涣散了到了极点，那些高官贵族和有钱有势力的子女们，他们早就返回城里和家人团聚了。知青们的不满情绪逐步升级，闹剧也好，威胁也罢，反正在那些日子不愉快的事儿时有发生。
我说句心里话，在返城大潮的冲击下，我也曾心动过，可那只不过是一闪念。为什么呢？第一：我和老伴儿所在的连队离团部八十里旱路，消息十分闭塞，连领导带回的消息就是成家的一律不能返城。是啊，扎根边疆了怎么还能返城呢？年轻人怎么能违背自己当初的誓言呢？我就是风言风语的听说有个别成家的人走了，他们也是办完了离婚手续走的。天各一方，何必呢？第二：再说了，又有两样适合我的工作等着我去干，那段时间我的心还是在北大荒。第三：还有一点就是，上次我们带着儿子回北京时，我们已经悟出了我们在家里的位置，回家住哪儿呢？十一年来我行我素的生活经历，我已经过惯了没人干涉我的日子，若返城以后婆婆妈妈的事儿肯定特多。嗨，能决定我人生转折的两次机遇都耽误了，我就认命吧！命中注定我不能有非分之想，我就在北大荒呆一辈子得了。天高皇帝远，那些老垦荒人不是活得也挺愉快吗？我想明白了以后，对于返城这件事，我的心基本上也就凉了。在返城的问题上，大朱（我老伴儿）的态度更暧昧，他总是瓮声瓮气地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呀？”
一九七九年的二月十七日中越战争打响。在中越反击战没打响之前，北部边疆早就开始战事吃紧了。那段时间的小道消息特别的多，只要有从团部回来的人，大家就赶紧凑到他那儿去打听关于战备的最新消息。听别人说，我们团北边的那个叫北大林子的原始森林里，夜间又是进军队又是进装甲车的，第二天早晨马路上满是链轨压的痕迹。连队还接到了通知说：“夜间听到异常的声音不要出屋”等。团部各个部门接二连三的进行防空教育和防空演习，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战争随时都有可能打响，简直是太恐怖了。白天我站在我家的屋门口，我就能清楚地看见苏修的飞机在乌苏里江上空盘旋；夜里我躺在炕上，我就能非常清晰地听到苏修的装甲车在冰面上行走。那些日子，正好又赶上大朱他上山伐木，我挺着个大肚子，还要带着个三岁的儿子，夜里我哪儿敢睡觉啊。尤其是当我看见邻居家的大妈，她听说要和老毛子打仗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吓得都哭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大妈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她对当年苏联HJ的劣迹略知一二。据当年老人神经质的亲口对我说：“祖老师，你知道吗？四五年苏联红军帮咱们打小日本子时，老毛子的兵也坏着呢！他们见了中国妇女就追。”我也听别人说过，我们那个团的那些混血儿，大部分都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战争产物。眼下还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就是，我听伐木回来的人说，老毛子的装甲车佯称迷路，夜间居然闯到我国伐木点的帐篷里加水。
不论是六八年东安镇的反干涉斗争，还是六九年的珍宝岛事件，我说句心里话吧，我没成家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怕，那时候经常想着为国捐躯死而无憾。可我婚后有了孩子，我的想法就有所改变了，对于我个人来说死没什么可怕的，如果我死了剩下孩子怎么办？我半夜睡不着觉时，我都曾不止一次的想过，战争是绝不会给我留出安排孩子的时间的。如果那时要不是因为我又怀孕八个多月了，外面冰天雪地的，我又单枪匹马的，带个孩子行走困难，我就会毅然决然地把儿子送回北京。我不说别的，就是从连队到团部那八十里旱路也够我受的了。当时看那阵势，中苏之战非打起来不可，战场也可能是别的团，也可能就在我们团，也不排除在我们家门口儿打。我动不了窝儿，我能不害怕吗？我前面说过了，我不是怕我死，而是怕甩下个不懂事的孩子咋整？想想这心都疼得慌。我精神极度紧张的时间莫过于是，当连队接到了“如果战争打响后，我们应该往哪个地方撤退”的通知的时候。那段时间，不是说我个人恐慌，我们整个连队都是人心惶惶的，家家都在唉声叹气的又不得不赶紧准备干粮。我大着个肚子还拉着个孩子，有情况不要说跑，冰天雪地的一走一呲溜，就是行走都够呛，你说我能不害怕吗？我好容易盼到大朱从山上回来了，我问大朱说：“如果真的打起仗来，你打算怎么安排我们娘儿仨（连我肚里的孩子）？”大朱他满不在乎的说：“这好说呀，我跟着队伍上山打游击去，我给你留下两颗手榴弹你就见机行事呗！”我满以为大朱在跟我开玩笑，当时我也没往心里去。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和大朱商量说：“不行你就先送我回家生孩子，省得我一天到晚总担惊受怕的，也免得孩子生下来就胆小。”
我忘记了当天我们俩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你一句我一句话赶话的就吵了起来，大朱他对我说：“回家我不走，你要愿意走你自己带着孩子走！”我说：“你看人家都在想办法躲避战争，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啊！”因为吵急眼了吗，我俩那话都是横着说出来的，大朱他憨声憨气的说：“谁说让你在这儿等死了？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我给你留下两颗手榴弹，我就上山当土匪去！”我惊愕了，原来这个王八蛋他早已就蓄谋已久了，战争一打响他就要一走了之，简直把我给气疯了。那天晚上我无助的哭了，我想了很多：不外乎是老毛子真的打过来了，大朱他果真跟着队伍走了，那我该怎么办？我带着儿子应该先躲在那儿更合适？孩子发出声音怎么办？我连跑带颠的要生孩子怎么办？我要走不了，儿子应该托付给什么样的人才保险？甚至将来儿子长大后，他该怎样去寻找北京的亲人，我都假设了一番。还有最后的一招就是，要实在是躲不过去了，我不是还有两颗手榴弹吗？那我就带着儿子和敌人同归于尽好了。总的来说那一夜我是在极度恐惧中度过的。
第二天早上我的五官都肿起来了，大朱他见我那可怕的样子时他说：“昨天晚上你那是干什么呢？战争这东西谁也阻挡不了，你怕它也没有用，它该来的时候还是会来。”大朱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看你现在倒不如是该吃了吃，该睡了睡。否则的话，战争还没打起来，倒先把你给拖垮了，何必呢？”我失态的折腾了一个晚上，我也冷静下来了，大朱他说的是实话。天大亮了我也想明白了，战争不就是死人吗？炮弹它也没长着眼睛，那就轮到谁是谁吧！我也说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白天什么事儿我都能想明白，只要天一黑我就开始心窄。经过那天夜里的歇斯底里，我的肚子总是串着疼，孩子在我肚子里也频繁的一会儿踢一会儿踹的，我寻思着弄不好预产期要提前？唉，我还是听天由命吧。因为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难产，我又怕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也不顺，和大朱商量过后，我决定到团部医院去检查一下。
团部那儿也乱糟糟的，战争的火药味儿可比连队要浓的多了，不论是团直机关还是家属区，所有的玻璃上都贴上了白色的米字贴条。为了防止夜间空袭时暴露目标，各部门都发了蜡烛，发电机在夜间也早就停止了发电，就连平日大街上行走的人们，也大都是行色匆匆。检查结果不尽人意，孩子是横胎位。如果不正胎位，生产时是很危险的，要不是因为备战那么紧张，我就应该提前半个月住进医院待产。可当时不行，医院已经进入了一级战备，所有的床位已经全部腾出来准备接纳伤员了。医生建议我说：“为了你们母子的安全，你还是赶快回北京生孩子吧！”那时我倒是也想开了，我对医生说：“算了吧，我还是在这儿听天由命吧。”医生着急的说：“哪有你这样做母亲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你要不想要他你怀他干吗？再说你也有生命危险呀！战争要真的打响了可没人能顾得上你。”当医生知道我连队里还有一个儿子时，他说：“快！你有回京生孩子的正当理由，赶紧带上你的儿子回家躲一躲吧，也好为咱们兵团储备点儿后续力量。”这一理由不容我多想，医生就给我开出了横胎位证明，让我拿着证明到院长那儿去签字。我问：“怎么还得院长签字啊？”医生说：“上级领导为了稳定知青队伍，前几天就已经冻结了知青的正常探亲假，因病回家的只有院长签字团部才准假。”噢，原来是这样，如果我那天不到团部去，我还真不知道，战争真的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
我那次到团部去，我就听在团部工作的同学对我讲，上级不批假他吓唬得了谁呀？他根本就挡不住那些敢想敢干近似于失控的知青们。那些年轻人为了达到返城的目的，他们想什么办法的都有：他们有行贿的；有买通运粮车司机的；有人为了拿到一张病退证明，有腰里别着手榴弹到医院去威胁医生的；实在没能耐的人，也就只好让家里给拍个爹娘死亡电报。总的来说，那时候也就是猫走猫道，狗走狗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和大朱是一对实在的没法再实在的夫妻，撒谎对不住组织，低三下四的求人家那不是我们属牛人的性格。所以，对返城这件事我们俩也没动更多的心思，我们总觉得我们俩不具备返城的条件。拿着院长签过字的回家证明，我高兴的到团组织股去请假。股长跟我开玩笑说：“祖老师啊，你可真会选择时间生孩子，希望你能再生个儿子啊，你一个人就能为咱边疆增加两个兵团战士。”屋里其他人也借题发挥说：“你要真的能再生个儿子，到时候我们集体去为你请功”，说笑中我就办完了回京的手续。
当年不管是谁都一样，你走到哪儿，你就要把你那份口粮带到哪儿。因为我得带着儿子一起回家，那次组织股给我批了六十斤全国粮票。我办完了回京的手续以后，我就在团部给大朱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批假回京的原因。大朱他在电话里说：“医生说危险那就是危险，那你就赶紧的带着儿子回北京吧，我在这儿看家。”当时就因为我的胎位不正，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带着儿子，离开那即将硝烟四起的战场，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啊，你就别提了。
天助我也
“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在返城这一人生转机上，我还真尝到了“不用忙”的滋味儿。就在我准备走进商店想买些路上带的东西时，我看见商店的门上贴着一张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的双格信纸，且有几个人在围观。因我回京心切，购物着急，我也就无心再在乎上面写的是什么了。
等我买完东西出来后，看见一个知青模样的年轻人，他在用手指点着门上的那张双格信纸，看样子他好像在纸上找着什么？我无意中朝那张信纸瞟了一眼，那密密麻麻的好像是一个又一个的人名。我又朝信纸的上方看了一眼，“返城人员名单”几个字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立足观看，想找一找人名里面有没有我认识的人，回家时也好搭个伴儿。我仔细的斟酌着，咦？怎么还有我的名字？我再仔细往下看，倒数第二个人是大朱（朱宝华）的名字。因为那个年代的闹剧实在是太多了，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我为什么不相信那是真的呢？我是曾有过想返城的一闪念，但我没敢对任何人讲过。我是怕闹了半天走不了还不说，反倒影响了领导对我的重用，所以除了大朱以外，我没敢对任何人吐露过。因为我曾和大朱在一起认真的讨论过这件事儿，我们两家的孩子都挺多的，家里有没有我们都一个样。尤其是大朱家的房子很紧张，我们回去了，他弟弟结婚就没有房子，他家肯定也不希望我们回去。我也多次给娘家写信嘱咐过我父母：“千万不要为我们回城到处奔波花钱，我们在东北生活挺好的。”可要从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来说，我希望那张信纸上写的是真的。可我又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儿怎么会轻而易举地就落到我们俩的头上呢？因那些年我们俩就是一对很死性的人。我们俩不爱求人，从来也没给谁送过礼，不论我们走到哪一步，都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一步步艰难的走过来的。
领导是对我们不错，那是因为我们干工作实在，如果是领导推荐返城人选，也决不会轮到我们俩的头上。我又把那张双格信纸从头到尾的看了一遍，上面还有我们的几个校友。我想，那肯定是个闹剧，因为后面连个落款儿都没有，这是哪个部门贴出来的呀？后面有人拍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五六年都没见过面的一个男校友。我们没有寒暄，他一看我那模样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毫不客气的说：“哎，你们两口子扎哪儿去了？我们集体上访的时候就没联系上你们俩。得，这回你们俩倒是合适了，吃现成的了。”我问他说：“这是真的吗？”那个同学毫不客气的说：“不相信是真的你们俩就别走，别后悔就行。”我还是犹豫，男校友又嗔怪我说：“你不是办事儿不麻利的人啊？怎么也学的婆婆妈妈的了？”他又急头白脸的催促我说：“你还犹豫什么呀，你还不赶紧到军务股办关系去？你不怕你生在半路上啊？”手里拎着我买的那一大包东西，我三步并作两步很快就走到了军务股，我到军务股一打听我才知道，没办关系的就剩下我和大朱了。我很顺利的就办完了返城手续，我用军务股的电话通知大朱说：“咱们能返城了，你下午就别上班了，赶快收拾东西吧！详细情况我回去再细说。”
大朱在电话里骂我说：“你是不是真疯了，神经病！我根本就没和家里说我想返城。”我着急的说：“返城手续我都办好了，你还有什么怀疑的？”大朱在电话里“嗯------。”我都没听他把话说完，放下电话我就赶紧到外面去找，去我们连队方向的车。
遇到贵人
因我们连队是最前沿的连队，过路车是没有的，我只能搭别的连队的车，向前走一段算一段呗。要说这个人的运气来了的时候，那每一步都能碰上贵人帮忙，我碰上了十四连的拖拉机，那个驾驶员和我还是半熟脸。拖拉机到了十四连以后，它也就到达目的地了，可我还得步行少说也得有十五里路才能到我们连。我下车谢过驾驶员以后，我就背着我买的那一挎包东西，踏着满是冰雪的路，艰难的朝着我们连队的方向走。
我越想快一点走我越迈不开腿，我心里急得呀真是火不刺燎的，我也不知道大朱他在家里开始收拾东西了没有，我真巴不得一步跨到家。突然，我身后传来了拖拉机的轰鸣声，我回头看了一眼，心想这个驾驶员我要认识就好了，我还可以再搭一段路。因为东方红——54型拖拉机的外观都一个样，要想知道是哪个连队的拖拉机就只能问驾驶员。拖拉机离我越来越近，我琢磨着，这个驾驶员我要不认识可就麻烦了。因为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我不愿意张嘴求人，不论什么事情我都愿意自己把它做成；哪怕因为我没能力做我把它放弃都行，我也不愿意向别人张口。拖拉机快追上我时它减慢了速度，我还以为是我挡了它的道，我赶紧闪在了路边。驾驶员从驾驶楼里探出头来对我大声说：“祖老师，上车吧”，原来是我刚才搭过脚的那台拖拉机。我向后面看了看，后面没挂拖车，我大声问驾驶员说：“你又到哪儿去呀？”驾驶员大声回答说：“我奉连长的命令，专程送你一趟，上车吧。”我高兴极了，我说：“噢，是这样啊，那太谢谢你们连长了。”驾驶员在车上拉了我一把，我就像头笨熊似的爬进了驾驶楼。十四连的连长是我以前一起工作过的老搭档，当他得知向东走去的那个“大肚子”就是我时，他就吩咐驾驶员摘掉了拖车以后，再专程送我一趟。北大荒人真是纯朴的可爱，他们认可凡是到了那块黑土地上的人，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屯垦戍边，谁需要帮助时那都是义不容辞。坐在驾驶楼里，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伤感。因为我决定我要离开那个地方了，我自身的特殊条件决定我走得不但很急，而且还很突然，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当面感谢那位连长了。连长和驾驶员的举动，真是让我感激万分，否则，那天满是冰雪的十五里路，我拖着沉重的身子肯定要走到天黑才能到家，在那漫无边际的荒原上，我还不知道我要遇到什么不测。
刚一进家门，我就看见满院子的水曲柳板子和方子扔得乱七八糟，屋里屋外被大朱折腾得乌烟瘴气的。我看着那些水曲柳木料，心里那个心疼劲儿你就别提了，那些木料来得谈何容易呦？那还是从我们没结婚时就开始，大朱他也像其他的知青一样，每年上山伐木时趁着领导不注意时，让运木头的拖拉机给我们捎回一两根水曲柳。其实像这样的事儿，领导们心里早就明白，他们只是佯装不知道罢了。因为水曲柳是国家明令禁伐的木材，那些干事儿麻利的人们，前两年一色儿的水曲柳家具都打起来了。大朱不仅动作慢，他的胆子还小，我们攒了四五年才攒的差不多了，那年春天才刚刚破成了木料。真的，要不是那年要打仗，冬季农闲时我们就准备打家具了。大朱他又从仓房里扔出来了一块板子，院子里那群等着吃食的鸡，被大朱那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扑棱棱的到处乱飞。大朱看我回来了，他从仓房出来粗声粗气得冲我说：“今天连里也没去车，你怎么回来的？”我说：“碰到了贵人，专车送回来的。”大朱他也没心思问我是谁送我回来的，他又疑惑的问我说：“你说的回北京是真事儿吗？不会是道听途说吧？”我把办好的手续给大朱看了看我说：“快打包吧，战事吃紧，听说月底就不通车了！”
大朱他看完了回城的手续以后，他根本就没听见我在跟他说什么，而是转身抱起满身都是土的儿子蹦着，跳着。大朱的脸紧紧地贴着孩子的脸，他高兴的说：“苗苗啊！这回咱们可要真的回北京了。”大朱他收敛了笑容转过身来愧疚的对我说：“老祖，那天晚上把你气成那样，真是我的不对，就是为了儿子的以后，我也早就想回北京了，可我知道我自己一点儿能耐都没有------。”我不耐烦的说：“得得得，现在没有时间说这些，这笔账我以后再跟你算。”大朱那会儿也改了他以往慢慢腾腾的毛病，他麻利的从扔出来的那堆板子里向外挑着板子和方子，汗流满面地钉着大包装箱。到了那天晚上八点钟，我们就把要带走的东西都统统的打好了包。
难以割舍的家
要说返城这么大的事儿，我事先一点儿都不知道，别人谁都不会相信。我是三月中旬的预产期，大朱他那阵子总叨唠说：“生第一个孩子时生活比较艰苦，你月子里就没养好，这回的月子一定得好好养。”所以那个冬天我们准备的东西可充足了。
那年上冻后连队杀猪，我们买了有百十斤猪肉，准备了八个大猪蹄。北大荒的猪蹄可不像北京的猪蹄切的那么小气，北大荒的猪蹄几乎是连着肘子切下来的。连队自己养的猪，那时候又不兴瘦型猪，哪头猪都长的个儿又大又肥，哪个连着肘子的大猪蹄都有十来斤重。我们连有自己的鱼亮子，一年到头不分什么季节，想吃鱼了大家就和连长说一声，连长就让鱼亮子的人给我们送回来一船，然后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大家。那年的秋天我们买了有三四百斤鱼：有大鲤鱼、黑鱼、狗鱼、鲇鱼和鲫鱼，秋天的业余时间我就晾咸鱼坯子，也就是晾干鱼。那年晾的那些干鱼捆好后一共有五大捆，哪一捆我一抱都抱不过来。对，还有入冬时杀的那十七只公鸡。那么多东西我们放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菜园子里挖了一个大雪坑，把那些东西统统的埋在了里面。我们要想吃的时候就刨开一个洞，把要吃的东西取出来，然后再用雪把那个洞给堵上。对，那年我们还攒了三百来个鸡蛋，淹了一百个咸鸭蛋。如果我要事先知道我能返城，我何必花钱再买那么多的猪肉和猪蹄子呢？我省下钱回北京再用不行吗？事情来得如此突然，那些东西我走之前都没想起来处理，以后归谁了我也没问过。反正谁都知道我家园子里埋着鸡鸭鱼肉呢，因当时我们连队家家都如此。我实在是不愿意再提起那件事儿，一提那事儿我心里就疼得慌！我心里那个不是滋味呀，那用语言是没法表达的。因为我们那次走不是探家，是永远的一去不复返了，看着我们辛辛苦苦用铁锹一锹一锹开出来的那片曾是塔头甸子的菜园子，我们感慨万千！它，我们走的时候虽是光秃秃的一片，但它毕竟是养育了我们四年多啊！那转圈的篱笆障子上，曾滴上了大朱的滴滴汗水，也篆刻上了我无数次的牵挂与眺望。再使我们割舍不掉的就是，我们平时积攒下来那些上档次的柴禾——足足有四卡车的大木头（去过兵团的人都知道，四卡车是个什么概念）。整个连队不论是老职工的家，还是小青年儿的家，我觉得要数我家的柴禾最多。抛家舍业的那一刻心里是特别的难受！
因我从小就苦惯了，所以成家后的日子我也是勤俭节约的按着苦日子过。我们这一走可踢腾了，什么也带不走了，我白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了。我的良心告诉我，我亏待了我们三口人，因为那些大木头我只有在天最冷的时候，才舍得扛过来锯几根用来烧炉子用。不是我们俩太傻，是因为我们深知自己的能力实在有限，所以在返城风把知青队伍刮的涣散不可收拾的时候，我们家还在咔咔的锯木头准备过冬。我们的举动也曾招来过知青们的嘲笑，他们说：“你们俩可真没白来呀，这回你们俩马上就要变成‘老山炮了’，可得给你们一家子树成‘屯垦戍边扎根边疆的好样板’啊！”听了他们的风言风语，我们也无能为力，他们无非是在埋怨我们没跟着他们一起闹。
我说句真格的，要不是那次偶然的机会，我们不就是想在北大荒待一辈子吗？再使我们难以割舍的就是我家的那群鸡鸭，那是我们婚后四年才刚刚发展起来的一大群鸡鸭。因那十七只公鸡入冬时不是都给宰了吗，当时我家还有二十八只母鸡，一只大花公鸡，外加十来只鸭子。每天我下班回家只要一下那个小沙岗，那群鸡鸭就会有序的远远的迎过来，尤其是那几只大白鸭子最为抢眼，它们总是摇摇摆摆的走在最后。就是即便我心里有什么烦心的事儿，我只要看见我家那群活蹦乱跳的鸡鸭来接我，我顿时就会烟消云散。你可能要说：“你把那些鸡鸭都卖了不就行了吗？”战事正吃紧，谁要啊？白给人家还差不多，因为家家都在想法躲避战争。那会儿我可是真后悔呀，我后悔我平时怎么就没舍得杀两只给大人孩子炖炖吃呢？世界上卖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如果我还有可能在那儿再待上一个月，我们肯定要把那些鸡该吃的吃了，该处理就处理了。可我肚子里的孩子他不允许我再耽搁着。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把那些柴禾、鸡、鸭、等物，拱手送给了我家的邻居李大爷。因为李大爷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就是战争真的打起来，他家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邻居家的男主人觉得过意不去，硬塞给了我们一百元表示对我们的感谢。
天不留客
要说起这人来呀，你该挪地儿的时候你就得挪，你要是不赶紧的走，老天爷都挤兑你，对于北大荒来说，无疑的，我是外来客。
虽说我们在那房子里已经住了四五年，再说那房子也早就经历过了上冻和开化的考验，几年来从没有出现过塌墙断瓦的现象。可就在我们上路的头一天下午，我正蹲在灶坑那儿烧晚饭，我先是听到了沉闷的“轰隆”一声，紧跟着就是哗啦啦霹雳啪啦的声音。我听那声音像是房子的哪个部位塌掉了。我赶紧站起身来四下看，屋里哪儿都没出问题啊？这又是哪儿呢？紧跟着又是一阵哗啦啦霹雳啪啦的响声，这回我找到声音的来源了，原来是我家外边房顶上的烟囱塌了，我家的灶坑突突的向外倒着烟。我知道了，那准是掉下来的砖头瓦块，把火炕通往烟囱的喉管给堵死了。我再接着做饭那是不可能了，因为火苗儿它根本就不往灶里去，屋里屋外都烟气腾腾的，那顿不生不熟的晚饭我们也就那么凑合着吃了。那是我们离开北大荒时的倒数第二顿饭——夹生饭。那天晚上我们不但吃了夹生饭，因为锅灶不能烧了，我们还睡了凉炕。那天晚上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屋里面还有个炉子，火墙还是热的。火墙走的是炉子的烟囱，炉子的烟囱比较高，没被土堵上，屋里的温度还凑合。那天晚上也是我们离开北大荒时，睡的最后一夜的火炕——大凉炕。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好了，我怕炕席底下还丢下有用的东西，我撩起炕席一看，炕头儿那儿还塌下去一块坯。我看那块坯的茬口还是新断开的，如果要是以前塌的，那烧饭的时候炕上也得冒烟啊？问题是以前我没发现炕上冒烟，真是蹊跷，天不留我也！
我们出发的那天早晨，雪下得非常大，屋外的所有东西都被捂在了厚厚的积雪下面。可不管怎么说吧，我也想在我们上路之前，我再最后喂一次和我们朝夕相处的那群鸡鸭吧。我不为了别的，我就是想给那群生灵一个交待，也算是我跟那群生灵做最后的告别。我手里拿着那个平日喂鸡用的破脸盆，还像往日一样，打开仓房的门就想去蒯土麦子。
刚往里一迈脚，我无意识的往地上看了一眼，竟有四五只不算尾巴就有三十公分长的大肥耗子，紧紧地依偎在门边那个墙角还没睡醒呢。“砰！的一声，破脸盆掉在了地上，我想赶紧跑开，但我的两只脚却不听使唤了。因为这要在平时，耗子见了人它怕挨打早就溜之乎了，可那天它们竟无动于衷。我整出来的动静把它们给吵醒了，其中一只大耗子翻了个身，四脚朝天的接着睡，其它几只稍微蠕动了几下也又睡着了。我定了定神儿，心里说呀：“如果以后这个仓房要还是我家的，我肯定得想法儿把它们彻底消灭”，只可惜是没有如果了。我看那几只大耗子根本就没有想走的意思，我也就没时间再搭理它们了。
我又捡起那个破脸盆小心翼翼的进仓房里去蒯土麦子。囤土麦子的囤子，前两天还满的略带一个小尖尖，可那天竟陷下去一个漏斗形的大坑。我没顾上蒯土麦子，就赶紧回屋去喊大朱，让他到仓房里去看那囤子上的大坑。大朱他看了以后有一搭无一搭的说：“看来是咱家的耗子都成精了，囤底下的‘地道’都连成了网。”大朱他看了看我手里的破脸盆说：“你还蒯什么呀？赶紧把门打开，把鸡放进来吃算了。”我想也是，就照着那个速度，用不了五天的时间，那囤土麦子也就成为了耗子的地下储备粮了。反正我们那天就要走了，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吧，以后它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打开了鸡窝门，鸡扑棱棱的都飞进了仓房，齐刷刷的围站在了囤土麦子的圆囤上……。你说这事儿也真怪了，那天我家的那条狗，它好像知道主人要弃它而远走高飞了，早饭我喂它时它都没心思吃，它一直趴在门口用两只可怜巴巴的眼睛望着我们。我把狗领到仓房门口，我示意它去咬那几只大耗子。狗只是懒洋洋的伸出了一只前爪，拍打了几下那几只吓得浑身哆嗦的耗子，它就又趴回了原来的地方。
不论是炕塌，烟囱倒，还是胆大妄为的耗子居然以主人的姿态占据了我们的仓房，这都是天意呀。天意告诉我，我们该上路了，不能耽误了，否则我的孩子就有生在半路上的危险。
出发那天的伤感
鹅毛大雪继续飘着，小穆他急急忙忙的告诉我们说：“今天连里正好有去团部的车，你们赶紧跟车出去吧，要不然这么大的雪还不知道哪天才有车呢？”我们没有时间处理那些盆盆罐罐了，正好邻居李大爷在我家的门外转悠，我对李大爷说：“大爷，我家屋里的东西也都归您家了啊。”李大爷眯着他那双睡眼惺忪的眼睛唠唠叨叨的说：“我说祖老师啊，你们小青年儿成个家也不易呀，还是把能带走的尽量带走吧，你们不要扔的东西太多，那样败家知道不？”我这儿急着要去赶车，根本就没时间再向大爷解释什么。我所有的盆盆罐罐里就数那把大铝壶值钱，我把它送给了当时对我们帮助最大的蔡姐家。
我面对着平时给我帮忙不少的知青朋友和老邻居，面对着朝夕相处的同事，面对着曾给过我无数次关怀的老领导，面对着我那些天真可爱的学生，我解释不清楚这个梦一样的机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对他们照实说了几次，他们只是默默地摇头，都不相信我的话是真的。这事儿也难说，连里有的人活动了很长的时间，直到我们走的那一天，他们还没有实现返城的梦。由于大家在一起共事六七年了，我们走的又是那样的急，我们没有时间给任何人留下和我们沟通交流的机会。所以，我们双方都有许多没说出来的苦涩、希望和祝愿。我说句心里话，那一刻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我更多的还是心疼我撇下的家业。我后悔我以前过日子太抠，要不然也不会扔下那么多的东西。
一个天津籍代课女教师哭着说：“祖老师，咱们连就没听说你们俩口子嚷嚷着要返城，结果你们俩倒先走了。我这回算是彻底的明白了，什么叫‘叫唤的鸟儿不得食’。”我承受着她对我们的误解，我只好安慰她说：“你别着急，耐心等着，你们的问题我估计不会拖太长的时间。”看到老师哭了，人群里有几个女学生也嘤嘤的抽泣起来，其中有一个叫曹玉琴的小姑娘，她流着眼泪拉着我的手问我说;“祖老师，听别人说您这次走了就再也不会来了，这是真的吗？”我该怎么回答她呢？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很深，尤其是在麦收和豆收参加连队劳动时，我们都是风雨同舟的。我怎么能忍心让天真纯朴的孩子们感到失望呢？我没有正面回答她提出的问题，我只是所问非所答的说了一句：“希望你们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尽早的成为国家的栋梁。”孩子们点了点头，他们互相拉扯着离开了人群。
指导员从人群里挤到我的面前，他耷拉着脸拉着四川腔对我说：“祖老师，几个教员中就没听说你要返城，我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了你的身上，结果你到不声不响的先走了，这不是让我抓瞎了吗？”面对指导员对我的误解，我没有时间向他解释。最后指导员黑着他那张极为难堪的脸，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给我甩下了一句话说：“简直是无情无义。”我沉默了片刻说：“指导员，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我也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好歹离开学还有半个月，您还是先别生我的气，赶紧再物测一名代课老师为上上策。”然后，我又诚恳地对指导员说：“真的指导员，你再怎么埋怨我，怎么恨我，都没有用，我都得走。我回北京后会给您写一封信，详细的说明一下这戏剧性的变迁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指导员拨开人群愤愤地走了。我在和指导员接触的六七年当中，我曾看见过他无数次的发脾气，甚至是暴跳如雷，但还从来没见过他的脸色是那样的难看，指导员愤怒了！是啊，我这突然的一走，学校就乱了套。再有十几天就开学了，知青们又都闹着要返城，你让指导员上哪儿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啊？如果要不是我马上到了预产期，我情愿办好了返城手续以后，再为北大荒义务教学一个月。
有人喊我们说：“快点儿嘿，车等着你们呢！”大朱和隔壁邻居家的男主人一起，用小爬犁把我们那两个硕大的包装箱拉到大道边，大家七手八脚的帮我们抬上了车。雪越下越大，我又最后环视了一下我们的家：屋里屋外到处一片狼藉，锅碗瓢盆散落在锅台上；只有上面布满了灰尘的那坛子咸鸭蛋、咸菜缸、酸菜缸还在原来的地方；打包装箱剩下的板子和方子散落的到处都是；院子里鸡飞狗跳的一团糟------。我领着儿子到了隔壁邻居家，不但和那位七十多岁的李大爷告了个别，还把我前天从团部带回来的蛋糕给大爷留下了一包。大爷感激的对我说：“孩子，眼下战事吃紧也没别的办法，路上注意安全吧。”老人又把我儿子拉到了他的跟前，摸着我儿子的头说：“他是龙年的孩子吧？”我说：“是啊，有什么讲头儿吗？”大爷说：“这孩子命硬啊，你看他的两个犄角长得多正啊。”我又问大爷说：“那好不好呢？”大爷说：“忒好了呗！保佑你们一路平安。”我高兴的对大爷说：“大爷，借您的吉言。”
李大爷已经老泪纵横了，他还想要再说点什么，我抢先对李大爷大声说：“您老多保重啊”。我站起身领着我儿子就往外走，老人也站起身送我们，他想说的那句话他还是喊出来了，他说：“孩——子，大爷是见不着你们了------”，我哽咽了。隔壁邻居家的大嫂子替我背着儿子，我背着那个装有吃喝的军挎包，我们踏着没膝深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的翻过了沙岗，向那台东方红——28型拖拉机走过去。憨厚热情实在的北大荒人，他们对于我们的突然返城，改变了他们对我们俩以往的看法。他们忽然意识到我这个人是个很有心计的人，我并不是他们印象中那个表里如一的祖老师，其实我是挺冤枉的啊。我为什么被机遇甩下的时候却无人知晓，而我抓住机遇的时候反倒被人说三道四呢？
人一走，茶就凉，那天最后送我们上车的人，除了那几个我们处理东西时送过东西的人，也就是平时爱和大朱在一起打闹的那几个半大小子（曾是我的学生）。是因为那天的雪太大呢？还是因为我们无望回来了呢？还是因为我们甩下的那些家业分配的不公呢？我看都有。
那段极为艰辛的路
因为那几天的雪太大，本来就布满了冰雪的路面上就又增添了几分艰难，路上难走的很。东方红——28型拖拉机的后面挂着一个装满货物和人的拖斗，在凹凸不平的雪路上吃力的向前蠕动着，走走停停。随着拖拉机油门儿的加大，驾驶楼前面的小烟囱上突突的冒出了黑烟，由于拖拉机正在前行的缘故，黑烟自然也就被抛在了后面的拖车上。拖车上的人们有的用手套，有的用围巾捂住了鼻子和嘴，脑袋本能地往大衣领子里缩了又缩。
驾驶楼猛地晃了一下，拖拉机停下了。“别缩着了嘿！下来推车！”驾驶员不耐烦的冲着拖车上的人们高喊了一声，原来是拖车又滑进路边的排水沟里了。拖车上的人们不情愿的陆续下了车，一个满腹牢骚的知青嘴里骂骂咧咧的说：“这他妈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我爸我妈也不赶紧想法把我给整回去！推车，没的说！”我知道我下了车也不能帮着他们推车，我只好穿着大朱那件特大号的军大衣抱着儿子，挤在那狭小的驾驶楼里看着驾驶员不停的挂挡、不停的踩刹车、不停的骂娘。在大家的一致努力下，滑进排水沟里的拖车终于回到了正路上。拖拉机继续在大雪封死了的路面上缓慢地向前蠕动着，都到下午两点了，我们才走到十二连。也就是说我们离团部还有一半的路程。我们已经在路上走了五个多小时，大家也都饿了，拖车上的人们被冻得有的脚都失去了知觉，有的说话时嘴都不好使了。在驾驶员的提议下，大家都下车到食堂去吃饭了。我没有下车去吃饭，原因不外乎有两个，一是下去后再上车时很费劲，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别人又拉又拽的我很难为情。二是我最怕路上解手，大路两边都是一马平川的豆地或麦地，到处都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不要说是厕所，就是连个能遮挡的东西都没有。驾驶楼里的温度比外面也强不到哪儿去，只是因为有白铁版的遮挡，外面的风直接吹打不到我们的身上。我趁着驾驶员去吃饭的空当儿，我毫无顾忌地使劲儿磕打了磕打我那双早已麻木的双脚，然后我把儿子放在了地上站着。我笨拙的站起身来，简单的活动了几下身子，顺手从挎包里掏出几块饼干给了儿子。
我坐在驾驶楼里隔着玻璃向外望，望着那不阴不阳的天，望着那一望无际的雪原。那一刻，我的心里空空的，空的就像是严冬的田野那么萧条，那么一无所有。不知是谁家的老母鸡惹着了那条黑狗，那短暂的鸡飞狗跳从我眼前掠过时，我的思绪立马儿就又有了味道。那一刻，使我情不自禁的又回想起了十一年前，那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的欢迎队伍，还有无数彩旗迎风招展那激情燃烧的场面，再看看眼前，我内心倍感凄凉和失落。我稍微摇了摇头自问自答的说：“我们十一年前来的对，今天走的不对？还是当时就不该来？在那动乱的十年浩劫中，青年人的命运自己是驾驭不了的，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得，还是糊涂庙儿糊涂食儿吧，老百姓也没有必要去追忆那些已经过去的是是非非。我们就只当是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上苍让我们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因为那是我们永远也搞不明白的事情。十一年的长梦醒来，命运又允许我们魂归故里。八十里的路程（后半部分因离团部越近越好走），拖拉机整整“蠕动”了一天，亮灯时分我们才到达了团部。
进了招待所，大朱他赶紧去找过夜的地方。儿子他已经整整一天没小便了，我把儿子领到一个暖气沟那儿问他说：“苗苗，你是不是该撒尿了？”儿子依着我的腿站着，他没有吱声儿。我弯下腰看了看儿子那眼神儿，他好像正在注视着什么。我转过头一看，原来是我一个好久都没见过面的老同学，他也正在注视着我们娘儿俩。我们简短的寒暄过后，老同学又急急忙忙办他的事情去了。我蹲下身子又小声问儿子说：“苗苗，你一天都没撒尿了，你不憋的慌吗？”儿子用小手抱着我的腿往军大衣里钻，我又拉住儿子的手说：“孩子，你想尿就尿到沟沟里吧，好吗？”儿子他用力夹住两条小腿，他的眼睛依然注视着那些来去匆匆的人。过了不大一会儿，儿子用浓浓的东北口音说：“妈呀，我要回家尿尿。”我说：“傻孩子，今天晚上咱们就住在这儿了，不回家了。”我又说：“来，妈用大衣给你挡着，没人看你！”儿子还是不肯尿，他拽着我的大衣往招待所外面走。我们出了招待所，外面没有灯光，到处是黑乎乎的一片。一阵寒风吹来，儿子又转身往我的军大衣里钻，我说：“快尿吧，这回可没人看你了。”我撩起军大衣的一个角儿为他挡风，小东西这才尿了那泡尿，我那天真担心把孩子给憋坏了。
难忘的夜
大朱回来了，他带回了一个极坏的消息——招待所里不但住满了人，而且团部地区每天晚上说不定要有几次防空演习。那段时间，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警报拉响后谁知道是演习还是飞机真的来了？不论男女老少都拼命的往指定地点跑。
大朱看看儿子又看看我，他惆怅的说：“这要赶上今天晚上有事儿你可怎么办？”我安慰他说：“你甭害怕，我都想通了，人不能和命争。如果命运非要把我撂在这儿我也没辙，反正关系也办好了，你就带着儿子回北京！”到了那节骨眼儿，就是你害怕也没有用，因为炮弹飞过来它不管你是不是大肚子，它都要爆炸。事态发展很快，团里虽说不批假了，但各级部门基本上已经失控了。为了躲避战争，不单单是大部分知青想往家跑，就是老同志以及各位领导的家属，他们带着孩子也纷纷往老家奔。我前面说过为了防空，团直地区所有的玻璃上都贴了白色的米字条，发电机停止了发电，晚上统统都点蜡烛照明。米字条、蜡烛、乱哄哄的人群，更衬托出了战争的恐怖。老实憨厚的大朱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坐不住也站不稳，他一次又一次的出去打听消息。那时都夜里十点多了，我用军大衣围着儿子，儿子睡着了，我把他放在行李上，把军大衣盖在了他身上。我在行李上坐着我觉得实在是太不舒服了，一是孩子在我肚子里乱踹，二是也太冷了。我只好在招待所的过道上来回的溜达着，焦急的等待着大朱再次打听消息回来。
团保卫股的一个年轻干事走了进来，他扯着嗓门在过道里大声嚷嚷着说：“各屋请注意，晚上睡觉都不要脱衣服，听到防空警报不要乱------。”那个年轻干事临走时看了我一眼说：“这么紧张的时候，你不在连队呆着出来添什么乱啊？防空警报拉响后你能跑吗？”我苦笑了一下说：“我前天过来时事态还没这么紧张，谁知才过了两天就跟躲日本鬼子似的了？”年轻干事说：“你没登记个床位呀，在外面多冷啊？”说着，他敲开了值班室的门说：“来，让她们娘儿俩进屋里暖和暖和。”说话间，那个年轻干事抱起熟睡的儿子就放在了值班室的床上，我提起挎包也就跟着他进了屋。十一点左右，大朱他和小穆的母亲一起回来了。小穆的父母家住在团直地区，小穆的父亲是工业连的连长，母亲是团直家属连的负责人。因为大朱和小穆是多年的好朋友，再说小穆的爱人又是北京知青，我们都曾互相帮过不少忙。小穆的爱人听说我们两口子要返城，说什么也要和我们一起搭伴儿回北京。我们出来当天，小穆的爱人没赶上车，她倔强的硬是抱着十个月大的孩子，踏雪走了二十来里路才搭上了十四连的顺路车。大朱他那天打听不到第二天到底有没有车的准确消息，他只好去找穆连长。穆连长因为开会还没有回来，只有穆婶在家。当穆婶得知我们母子还没有找到住处时，她就对大朱说：“把他们娘儿俩先接到我这儿来，你们老爷们儿怎么都能凑合一宿。”
大朱他看着穆婶那一大家子人难为情的说：“算了吧穆婶，别麻烦您了，我就是想找穆连长打听一下，明天到底有没有去师部或去福利屯的车。”穆婶爽快地说：“穆连长开会还没回来，走！把祖老师他们娘儿俩先接家里来再说。”见大朱和穆婶一起来了，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因为有了热心的穆婶帮忙，就是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大朱他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提着行李，穆婶她也帮我们提着剩余的行李。我还是只背着那个装有吃喝的挎包，我们徒步走在那漆黑的夜色中。从穆婶家到招待所差不多有半站地，那是铺满冰雪的半站地。因为路面上太滑，我不敢在路面上走，我只好走在路边的车辙上。车辙上虽然冰雪也不少，但滑倒的几率要低一些，我深一脚浅一脚的跟在他们后面慢慢的走着，脚下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大朱他还时不时地回头儿冲我喊一声：“你看好了路啊，千万别滑进沟里！”我大声回应他说：“是喽！”因为北大荒那儿为了开化时排水方便，又不影响交通，所以在道路两边都挖了排水沟。外面漆黑一片，没有路灯，没有行人，远近的民房里也没有了以往的灯火阑珊。我们只能是偶尔可以看到，个别玻璃窗的白色米字贴条后面，闪动着微弱的烛光。因为北大荒人本来就睡的早，那些日子他们又借着前半夜防空演习少趁势多睡一会儿，所以家家熄灯就更早了。
前几年的暑假或寒假，说的更近一点就是那一年的暑假，我们到团部学习时晚上也经常出来逛街。那时的街面上，虽然我们不能用熙熙攘攘来形容，可用人来人往形容它总是可以的。时隔几个月就截然不同了，在那漆黑的夜色下，就只有我们三个人抱着个孩子，小心翼翼的走在那条铺满冰雪的路上。
感恩穆婶家
我们到穆婶家过了一会儿，穆连长才回来，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他家的七八口人和我们三口人，不约而同的站在了穆连长面前，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从他的口中，得到一些有关打仗方面的最新消息。
穆连长的目光在我们三口人身上扫了一下，他一脸的无奈，好似在埋怨老伴儿说：“战备这么紧，自家的人都顾不过来了，怎么还往家招外人呢？”他家的大儿媳妇也就是小穆的爱人，她的嘴像机关枪似的对她老公公说：“您看什么看，您孙女就是吃人家的奶长大的，今天晚上还就住这儿了，您赶紧想办法吧！”穆连长冲着我们苦涩的笑了一下，他点了点头说：“你们千万别误解我了，我是说战备这么紧，连队要比团直地区更安全一些。”穆连长停顿了一下，他又接着说：“我没别的意思，主要是担心你们的安全。”他家那个嘴像机关枪似的儿媳妇站在一边又发言说：“哪儿安全啊？哪儿都不安全，我看就是首都北京安全！”她又朝着她老公公嚷嚷着说：“明天大朱一家就要返城了，我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明天我就跟着他们一起走！”穆婶一家就因为儿子找了一个北京知青做媳妇，他们曾为此高兴自豪了很久。更让周围人羡慕不完是，那个北京知青不负众望，又为穆家生了一个孙女一个孙子，她曾给穆家带来过无穷的欢乐。对小穆媳妇的一席话，小穆的家人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他们木然了。在那僵持的情况下，我不好再说什么，我主要担心穆连长还能不能为我们找车。我挺着个大肚子焦急地在他家屋地上来回走溜儿。大概在十二点钟左右，小穆从外面回来了，他高兴的对他爸说：“好消息，明天有车！这回他们都可以走了。”穆连长一听就急眼了，他对小穆说：“他们，你指的是谁？”小穆他不紧不慢幽默的说：“他们？他们就是大朱一家和我媳妇呗。”
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穆连长坚决的对儿子说：“大朱一家可以走，你媳妇不能走，知道吗？因为咱们是干部家属。”沉默了半天的穆婶和颜悦色的对穆连长说：“得，既然车都定下来了，让大朱一家进里屋睡觉吧，咱家的事儿咱家自己讨论吧。”我说：“穆婶，您让我们住里屋不合适，你们老少一大家子人睡哪儿呢？干脆男女分屋挤着睡吧。”这时穆连长也冷静了许多，他说：“待会儿男的都跟着我走，你们女的就在家里挤着睡吧。”那天穆连长的儿媳妇和她们哭闹到了很晚，我躺在里屋的火炕上我听到穆连长的儿媳妇对公婆承诺说：“不论我走到哪儿，我都是穆家的儿媳妇，孩子都是你们的孙子。”一听这话，老两口儿这才同意让儿媳妇带着一个孩子先回北京。穆连长带着几个男的临出门时对穆婶说：“据可靠情报今天晚上打不起来，听到防空警报时你们赶紧吹了灯，都在屋里呆着别动窝儿就行了。”听了穆连长的话，我心里踏实多了，后半夜我还真睡着了。为了我们能在汽车上占到一个好的位置，第二天天还没亮，穆婶就把我们都喊起来了。
我们在穆婶家草草的吃了早饭以后就去了团汽车队。我们还算是在车队里有熟人的，准知道第二天有车，我想我们起来的又是那么早，要找个好位置准没问题。我们走进汽车队的大院一看，情况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乐观。来自各连队准备返城的知青们，还有老职工的家属们带着孩子，他们背着大包小包黑压压的站满了整个院子，孩子哭大人叫的整个院子里乱成了一团。我听了乱糟糟的人群中的叫骂声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昨天夜里就来车队了，大院里不断的传出呱哒呱哒的跺脚声、骂声、孩子的哭闹声。要不是因为对战争的恐惧，如果没有要紧的事儿，谁出门谁都要躲过那滴水成冰的季节。因为在和平时期的那个季节的那个时间，应该是全家人都躺在暖暖的火炕上，蜷缩在厚厚的被窝里熟睡的时间。屋漏偏逢连阴雨，我们团那时只有两辆大客车，本来说那天要发两辆车，结果坏了一辆。车坏了怎么办呢？如果那天不把人运出去，第二天的压力就会更大。为解燃眉之急，车队领导临时决定再发两辆带蓬大卡车。那天上车的秩序乱的你就甭提了，凡是能挤能抢的都上了大客车，拉家带口的就只能上大卡车了。
我还有半个月就到预产期了，身上再穿着厚厚的棉衣，笨得简直就像个猪一样，不要说去抢位置，就连上车都非常困难。我家那两只硕大的包装箱，在小穆的帮助下提前就装上了卡车，大朱在车下托着我，我好容易才爬进了车厢。我在包装箱上找了一个最佳位置坐好后，儿子就坐在了我的怀里，我用斗篷把他的手和脚都包得严严实实的，我唯恐他冻着。大朱则在后面挤了个位置坐下了。那天为什么没让大朱抱着孩子呢？第一：那些日子雪太大，卡车随时都有误住的可能，到时他们男同志都要下去推车；第二：车厢后面太颠簸，小孩子怎么能受得了呢？车开起来以后，汽油味儿熏得我直反胃，我使劲忍着。从我们团到福利屯的路程中要经过几段丘陵路段，砂石路上本来就覆盖了厚厚的冰雪，再搭上路面的忽高忽低，也就免不了大卡车忽上忽下的行驶。卡车每次加大油门向上爬坡时，浓烈的汽油味儿就熏得我哇哇的吐起来。
没办法，因为我坐在我家的包装箱上，我只能吐在我的脚下，周围的人看我那龌龊的样子，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向后挤了又挤。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吐，我们在大卡车上颠簸了近六个小时才到了火车站——福利屯。
在福利屯小站
大约下午两三点钟我们才到了福利屯火车站。在卡车上坐了那么长的时间，我的腿早已经麻木了，下车后我活动了好一会儿才能走路了。一个一眼就能把它尽收眼底的边陲小战，在那战事吃紧的日子，它担负着三江平原绝大部分的客货转运工作，它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成千上万（因具体数字我没找到）的知青到了三江平原后，曾给那个边陲小站带来过无尽的欢声笑语，也曾给它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可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那个边陲小站就像劳累过度的牛一样，它喘着粗气吃力地运转着。
我们提着随身的行李，大朱把我和儿子安排在一个墙角儿待着，他就赶紧去排队托运包装箱了。因为想托运东西的人太多了，天都黑了，大朱他还是没有排到位。人生地不熟的我和儿子也不敢动地方，我怕大朱回来找不到我们，大朱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他就跑回来看我们娘儿俩一次。在那个十分简陋的小站上，只有一个能容下一二百人的候车室。候车室里只有两个较大的火炉子供旅客们取暖，炉边堆着一堆渣子烟煤。工作人员时不时的走过来铲起一锹煤扔进炉子里，紧跟着就是炉盖和烟囱缝儿向外冒出一缕子一缕子的黄烟，整个候车室里总是烟气腾腾的。因为整个候车室里见不到一个凳子一把椅子，所有的人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实在没地方坐的人就只能站在大厅里，或在候车室的外面来回溜达。那天夜里倒有一个车次通往哈尔滨，黑压压的人群站满了站台，火车还没有停稳，人群就像潮水般的涌向了车门。我们看上车无望，就又回到了候车室。我们在候车室里无意中碰到了大朱的副排长一家五口，他们三天前就到那儿了，他们人很老实。从来都是这样，与世无争的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挤得上车呢？他乡遇故知，副排长一家见到了我们，我们双方都感到挺亲近的。碰到了熟人，大朱他非常高兴，他再也不用半个小时就跑回来看我们一趟了，他可以安心的去排队托运行李了。大朱对我说：要不这样吧，有车你就和副排长他们先走，我托运完行李再走，你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对大朱说：“我们娘儿俩你就放心好了，绝对没问题。”我又嘱咐大朱说：“你可得心眼儿活泛点儿啊，万一这两天真的打响了，你就扔了东西扒火车走，咱们什么都可以不要，人可是第一重要的！”大朱又赶紧排队去了，他边走边回头喊着对我说：“咱们北京见面了啊！”我们临分手时，大朱他为了给我减轻负担，只给我留下了那个装有吃喝的挎包，其余的行李他都提走了。
后半夜天更冷了，我们娘儿俩和副排长一家都挤坐在他家的行李上。儿子直往我怀里钻，我一摸他的小手，手冰凉冰凉的。是啊，我们从穆婶家出来都一天一夜了，还没正式吃上一顿饭，肚子里没食儿能不冷吗？我站起身环顾了一下四周，那两个炉子周围横七竖八的躺满了人，没有一点儿空隙，我只好拉着儿子朝那烧水的小锅炉走去。因为小锅炉周围的地很湿，没有人在那儿躺着，只是锅炉周围站满了边烤手边跺着脚取暖的人。我瞅准了一个空隙挤了进去，我用手拿着儿子的两只小手在离锅炉不远处慢慢的烘烤着。刚刚走过来想取暖的人不断的往里挤，我一边帮儿子烤着手一边大声向后喊着：“后面的人别挤了嘿，前面有个小孩儿！”离锅炉不远的地方站着一圈人，他们七嘴八舌的不知在议论着什么，我好奇的拉着儿子朝那儿走过去。我听到一个老妇人在絮絮叨叨的说：“大冷的天，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呦？”有的说：“这么冷的天这个产妇也够呛啊！”还有的说：“这要真的打起仗来，最倒霉的就是这些老婆孩子了。”我挤到前面一看，原来是同江那边过来的一个产妇，她怀里抱着个刚出生三天的婴儿坐在行李上抽泣。产妇的头上戴着一顶厚厚的狗皮帽子，脖子上还包着一块厚厚的草绿色方头巾，产妇为了躲避战争，她也和大家一样在这小站等着上火车，这要是得了产后风可咋办啊？要不是战事这么吃紧，产妇此时此刻应该在暖融融的火炕上搂着婴儿睡觉。婴儿哭闹起来，小东西的哭声告诉大家他饿了，无奈的丈夫递过来一碗开水。由于恐惧，产妇生孩子三天了还没有奶水，在那个环境那个条件下简直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此情此景，看上去真是让人感到挺无奈挺凄凉的……。
早晨四点多，候车室里躁动起来，有叫起儿的、有拎包的、孩子哭大人叫的乱作了一团。一个工作人员出现在进站口，等着上车的人们都涌向了他。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在那儿乘车，小站上又没有醒目的标示，看所有的人都挤向了进站口，我们娘俩和副排长一家也站在了人群的后面。我向一个知青模样的人打听说：“同志，这趟车去哪儿啊？”他说：“去双鸭山。”我又问他说：“看样子等着上车的人差不多都是去关里的，他们都挤这趟车干吗呀？”他又说：“你还不知道吧，这些人都是准备坐回头车的，要不然车再从双鸭山开回来那就没有座位了。”噢，原来是这样，这小站上还能坐回头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倒是个新鲜事。火车停下来了，只有五节儿是客车车厢，其余的都是装煤的，这是一列客货两用列车。
真是越渴越吃盐，回头车又出岔子。
还不错，上车后我们还都找到了座位。
我想这回可保险了，我刚要想松一口气时，就见大朱满头大汗的从车厢的另一头朝我跑过来，他哭着说：“都急死我了，可找到你们了，快把返城证明给我，没有返城证明不给托运东西！”我一边从内衣的口袋里给大朱往外掏返城证明，一边嘱咐他说：“你可别太着急了啊，就是把东西都扔了还能怎么着，人最要紧。”火车晃动了一下就开车了，大朱他从我手里抓过返城证明扭头就朝着车门跑去，我冲他大声喊：“注意安全啊！”我们坐着火车从双鸭山返回来的路上，车厢里传来了令人失望的声音，一个操着东北方言的女播音员说：“各位旅客请注意，列车运行前方到站是终点站——福利屯。”车上的旅客们都惊愕的瞪大了眼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列车要不向前走了，怎么就没有人提前说一声呢？想坐回头车找方便的人像是被蝎子蛰了一样，车上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知青们愤怒了。火车停稳了以后，知青们连拉带拽的围住列车长质问道：“你是不是在诚心耍我们呀？你他妈的是不是想和我们过不去呀？”看样子随时都有动武的可能。那个土里土气的列车长还挺老练，任凭失去理智的知青们把他推来搡去，他还是不紧不慢的说：“你们首先要弄明白一个问题，车走还是不走不是我说了算，而是哈尔滨铁路局说了算。”列车长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你们不要着急，上级领导知道沿线情况很严峻，压力很大，特意从佳木斯调过来一列加车，不过你们要耐心的等待才是。”有人不耐烦的又大声问列车长说：“我们到底还要等多长时间？该不会再等上三天吧。”列车长又耐心的说：“不会的，最多三个小时。”人们总算有了希望，车上的人陆续下了车，大家提着大包小裹的又朝那个狭小的候车室走去。我们和副排长一家最后下的车，我拉着儿子走到了列车长面前用乞求的口吻说：“列车长，您看我们这拉家带口的能不能照顾一下，待会儿车来了让我们先上车。”列车长看了看我们娘俩，又回头看了看副排长一家那三个不大的孩子，无奈的对站台上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怎么样，照顾一下吧？”那个工作人员不情愿的对我说：“那你们赶紧找一个能遮掩的地方在站台上等着吧，可别给我惹事啊！”我们大小七个人赶紧走到道岔工休息的房山头儿，那儿正好挡住了候车室里人们的视线。我能理解工作人员的意思，如果被候车里的人看见了，他们就会说小站对旅客不一碗水端平，甚至会惹出事端来。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二月二十六日早晨七点钟，晴天时那个季节的早晨都很冷，就不要说那天还飘着小雪。我们带着孩子站在露天站台上，那无情的雪花飘落在了我们的头上身上，不大的工夫雪就把我们的脚面给盖住了。我让儿子学着我的样子跺了几下脚。我儿子的模仿能力还挺强，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雪花只要落满了脚面，他就会呱呱的跺几下。无数次的反复以后，儿子他烦了，他说：“妈呀，俺们在这儿等谁？是不是在等爸爸？”我说：“不是在等爸爸，是在等火车。”儿子又问：“妈呀，俺们啥时候回家？”我说：“火车来了咱们就回家。”儿子还问：“是回俺们的家吗？”我说：“不是，是回北京的家。”儿子的两条小腿夹在了一起，哭着说：“妈呀，我要撒尿！”这么冷的天在外面站久了，不要说孩子，就是大人也时常憋不住尿。我赶紧拉着儿子到墙的拐角处去撒尿。因为副排长一家在跟前，儿子又害羞了，他夹着两条小腿儿非得要回家撒尿，儿子那天真无邪的举动逗得我们三个大人笑得前仰后合。那个房山头儿只有五米长，为了暖和一些，我们领着孩子要么就在那五米长的距离上来回溜达，要么就在原地不停地跺着脚。那天早晨为了抢时间上车，不要说吃早点，就是连一口开水都没喝上，儿子只要一喊饿，我就从挎包里掏一块饼干给他。麻烦事儿又来了，儿子喊着说：“妈呀，我喝水。”是啊，又冷、又饿、又渴，大人能忍着，实在不行在地上抓两把雪吃也行，小孩子可懂什么呀。我又不敢超出那五米长的距离，我焦急的盼望着马上能有一个工作人员从我的跟前走过，我好给孩子讨一口热水喝。
我用各种方式分散着儿子的注意力，让他数地上的脚印，教给他怎样轰落在地上的麻雀，指给他看落在电线杆上的乌鸦，让他们几个小孩子比个儿等。站台上好不容易才走过来一位五十开外的工作人员，为了孩子我也就不顾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了，我端着茶缸冲他说：“师傅，孩子渴得够呛，麻烦您帮我们打点儿开水来行吗？”
我没想到那位老工作人员还真好求，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抬起眼皮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接过我手里的茶缸边走边絮絮叨叨的说：“我给你们打碗开水倒没啥，这大冷的天儿在这儿冻着可真够呛，LMZ可真不是个东西，让你们在这儿受这罪。”水端回来时还挺烫手的，我谢过那位师傅以后，把茶缸蹲在雪地上晾了一会儿，然后就把那碗水给四个孩子分着喝了。
在通往哈尔滨的火车上
九点半左右，小站上的几个工作人员都站在了站台上，火车进站了。我在站台上往车厢里眺望，车厢里人头攒动，早晨那个列车长不是说是空车吗？怎么里面都坐满人了呢？我问离我最近的那个工作人员说：“同志，这车是往哈尔滨去的吗？”他说：“是，你们几个人赶紧过来，要不然又挤不上去了！”
火车停稳了以后，我们几个人正好站在了车厢门口，候车室里的人涌出来了。车门打开后，还是刚才帮我们打开水的那个老同志，他动作麻利的抢先把我儿子塞上了车，然后又把我托上去，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声感谢，上车的人群已经把老师傅涌向了一边。我一只手紧紧的拉着儿子，一只手抱着他的斗篷，悠着劲儿的往车厢里挤。我一边往里挤一边声嘶力竭的喊着：“后边别挤了嘿！这儿还有一个小孩儿呢！”后面的人把我们娘儿俩涌进了车厢。直觉告诉我，我不能再往里挤了，一闪身我就站在了第一个座位的缝隙处。我挺着个大肚子还领着个孩子，往人家眼前一站，马上就惹起了座位上几个人的反感。一个操着北京口音的男人说：“就您这身子还是到前边找个宽超的地方吧，这地儿人来人往的碰着您可就麻烦了”，我没有理睬他。儿子被那乱哄哄的场面给吓哭了。因三岁的孩子那时他还看不明白，那么多的人在一起挤着、涌着、叫着到底是为什么，他只知道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唯恐人群把我们娘儿俩给挤散了。座位上一个知青模样的年轻人抱起了儿子说：“好孩子别哭了，爸爸这就过来了”，听他的口音是上海人。我对那个男青年说：“咳，他爸在福利屯排队托运行李呢！谢谢你了，你把孩子放在地上吧，他认生。”火车向前晃动了一下就开车了，车厢里也慢慢的安静下来了。
我焦急的满车厢张望着，我在寻找着副排长一家人，孩子大人一共五张熟悉的面孔，我一个也没发现。他们是不是又没挤上车来？还是到了别的车厢？一个知青模样的女人拽了我的胳膊一下，她不耐烦地说：“就你这模样你还惦记谁呀，你赶紧看好自己的孩子得了”，听她的口音是天津人。也是，本来就只可以坐四个人的位置，再算上我们娘儿俩，连大人带孩子都已经挤下了十来个人，人家已经很不方便了。得，我还是自己顾自己吧。我和儿子挤站在人家腿与腿之间的缝隙中，随着火车前行的惯力我左右摇晃着。火车到哈尔滨要五六个小时，还不满三岁的儿子他怎么也站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啊，再说我也没有能力再抱他了。我一边主动地和坐着的人搭话聊天儿，一边抬头四处踅麽着，我是想找一个相对宽松一点的位置。那个快言快语的天津女知青似乎看出了我的打算，她说：“你快别踅摸了，就在这儿凑合吧，好歹这儿上厕所还方便点儿。”我们在言谈话语中，我知道他们两家也是回家躲避战争的，当他们知道我们那次回北京后就再也不回北大荒的时候，他们就都来了精神。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他们对我们娘儿俩也开始热情起来。
那个上海男知青又往里挤了挤，让我儿子和他们的孩子挤坐在了一起。对他们的这一举动，我感激不尽，我说了不少感谢的话，不管怎么说吧，儿子不用在地上站着了。那个上海男知青说：“你不用客气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嘛，出门在外互相帮一下总是应该的了。”他们又站起来客气的给我让座，我说什么也没坐。要说我挺着个大肚子挤站在他们中间，我也确实挺难为情的，再说也碍他们的活动啊。还是那个天津女知青对那个上海男知青建议说：“哎，战友，我提个建议你看行吗？咱们把茶几上的东西该装的装起来，该吃的吃了，把茶几腾出来让北京战友坐上面怎么样？”上海知青两口子先是怔了一下，马上说：“行，行，爱护下一代是咱们每个人的责任嘛。”说着他们就把那个小茶几腾出来，劝我坐上去。说心里话，我那时的确已经很累了，特想找个地方靠一会儿，可我怎么也不忍心坐在那个茶几上。那个年代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那种硬座慢车，车厢里的条件极差，全凭双侧窗户透进来的光线平衡车厢内的气氛。大白天的，我那臃肿的身子往茶几上一坐，把那窗户挡不严也差不多了。我对他们的宽容和真诚所感动，我推托说：“没事儿的，我还是站着吧，我要坐上去不但影响了你们两家，还影响了其他人，那多不合适啊。”那个天津女知青说：“你快别客气了，你还是赶紧坐上去吧。”停顿了一下她又单刀直入的说：“你知道吗？你站在我们眼前就像一坐活动的山一样晃来晃去的，我们都感到眼晕得慌。”是啊，我难为情了，一个大肚子站在人家面前晃来晃去的几个小时，也真是够着人讨厌的了。
我琢磨着他们几个人已经够宽容我的了，要不然他们早合伙把我挤兑到别处去了，我就听他们的吧。我就像头笨熊似的坐在了那个茶几上。坐在了茶几上，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腰疼得很厉害，第二感觉就是因为脚挨不着地，下半截儿腿空的生疼，没多大工夫两只脚就失去了知觉。沿途小站下车的人少，上车的人多，绝大部分又都是回关里老家躲避战火的，那火车上挤的呀，就像是现在上下班高峰时的公交车和地铁——真是贝儿挤呀！
还有三十分钟才能到哈尔滨的时候，我才从茶几上下来，扶着茶几挤站在地上，把失去知觉的双腿努力地活动了一番。
在哈尔滨火车站
火车到了哈尔滨以后，我揪了一道儿的心才总算是放下了，我深深地畅抒了一口气，因为就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将永远告别了和LMZ面对面的日子，我们脸上那种紧张恐惧的神情，随着距离的拉大也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下车后我赶紧拉着儿子去售票处买回北京的车票。走进售票大厅后，我看到排队买票的人非常多，几个售票窗口都堆满了人，我根本就没能力去排队去挤。我领着儿子在售票大厅门口焦急的转悠着，在人群中踅摸着，我希望能意外的碰到一个熟人，哪怕是半熟脸儿也行啊。
就在我觉着没有着落的时候，一个中年女工作人员朝我走过来，她操着本地方言说：“咋的？我看你在这儿转悠半天了，是等人咋的？”我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我毫不客气的说：“同志，我不是在等人，我是想买一张回北京的火车票，您看我这样子我实在是跟他们挤不了。”那位工作人员看了我一眼她豪爽的说：“不就是你一个人嘛？跟我来。”那位女同志把我们娘儿俩带到了军人售票窗口，她又进屋小声嘀咕了几句之后，我在军人售票窗口顺利的买到了一张18次特快列车的车票。我还没来得及对那位女同志说一句感谢的话，她一闪身就又走进了那熙熙攘攘的人群。我领着儿子在母子候车室找了个空位子坐下，我端详着那张刚买到的火车票幸福的想，自我们离开连队到团部的那一刻开始：穆连长家帮我们找车；福利屯的工作人员不但帮我们打开水还送我们娘儿俩上车；在拥挤的车厢中，知青们想办法给我们娘儿俩让座儿；哈尔滨车站的工作人员又帮我们买车票，这一路上我竟遇到活雷锋了。我心里明白，在那个非常时期能有那么多的好心人帮助我，他们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领着的儿子和我肚子里的孩子。我们在拥挤的人群中，我自己都顾及不了我自己的时候，我手里死死的拽着儿子，唯恐人群把我们娘儿俩给挤散了。我说句心里话，那一刻我根本就顾不了惦记大朱了。
回北京的车票买好了以后，我就又开始惦记大朱了，大朱他此时此刻在哪里？东西托运了没有？他能不能顺利的搭上通往哈尔滨的火车？从连队出来那天算起，我们走到哈尔滨已经是第四天了，四天来的奔波劳累已经使我的腿肿得相当厉害了。儿子他终归是个小孩子，他吃了几块饼干又喝了些开水后，他就靠着我的腿睡着了。就在我惦记大朱心神不定的时候，窗外一列军列呼啸着朝北驶去。军列上用军绿色帆布盖着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武器，反正坦克装甲车都裸露在军列上，我的心就像是被猫抓了一样，又紧成了一团。我心里念叨着：“大朱啊大朱，东北那个家都白白的扔掉了，那两个破箱子你还托运它干啥呢！？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家人一起走该有多好啊，省得老让我牵肠挂肚的！咳，当初也赖我，身子都掉井里了，还揪着耳朵有什么用呢？”玻璃窗外一列闷罐车缓缓的停在了站台上，小窗户打开了，车门打开了，原来那是一列运兵车。我趴在候车室的玻璃上向外望，从车厢的门口可以看到，士兵们整齐的坐在车厢的地板上。看样子那是南方过来的兵，年轻的士兵们还都带着满脸的稚气，他们没有下车，只是从门口向外张望着这个陌生的车站。
不大工夫列车又开走了，和刚才那个军列是一个方向，他们是不是一起的呢？大概是一起的，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嘛。周围没有熟人，我没法交流，只能是我自己心里默默的猜测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和孩子是在那天晚上六点钟上的18次特快。上了车以后，我们简直就有一种进了天堂的感觉，车上的空座位有的是，我们娘儿俩就占了四个人的地方。也难说，那个年代的人们都特别会过日子，他们宁肯挤站三十几个小时坐普快到北京，也不愿意多花钱坐特快车走。我要不是怕被人群给我挤坏了，我要是和大朱在一起走，我们也决不会选择坐18次特快的。
跟随我奔波了几天的儿子，他躺在软软的座位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把斗篷盖在了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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